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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百味】梅花南北路(散文)

来源: 情感文章网 时间:2019-12-16 13:05:02

南方的春天,总是喧闹而妩媚。这妩媚之处的种种,已为历代文人写尽。春风杨柳、舞榭亭台、丝竹欢宴,如骈体骊歌的散文。具有纸醉的性质。春天在吉安,却是苍茫和寂静的。苍茫里,有一分质朴、古澹和刚健;寂静中,有杜鹃啼血的喑哑、无告和悲凉。

富田的春天,时序的脚步似乎来得更早些。当长江以北正享受春阳的温馨时,这里大约快入夏了。高耸错杂的樟树、丝柏,连绵无序的祠堂,黄尘飞扬的村路,篱笆歪斜、蓬勃但杂乱的作物,晾衣篙上短褐穿结的旧裳,是可以见到的寻常景象。村民们,喜欢挽腿赤脚(露出紫红色的踝骨),立于道旁,肩挑手提,面相古朴,神色忧虑而冷静,仿佛山里打游击的战士。

明代《吉安府志》说:“庐陵县古称大邑”,“俗尚儒学,敬老尊贤,豪杰之士喜宾客,重然诺,轻货财”。“文章节义”历来被概括为吉安的精神气质。

有一年清明,我和朋友去拜谒文墓。文墓在富田东南二十里的鹜湖大坑虎形山,坐东向西,左右两山,山下一条清流。墓地是文天祥年轻时游玩到此看中的。墓穴左右两侧小山如虎足伸于前方,坟墓所在的虎头高昂,墓冢建在虎的鼻尖,有一种威武之气。据说此处风水甚佳。

法国作家加缪写过一篇散文《反与正》:一个独身女人利用姐姐留下的遗产给自己挖了个墓,并常常去察看和走进墓穴体验(这是她唯一的外出和仅有的消遣)。这则短文当时给我极大震撼——一个女人静观,而另一个人在挖墓,加缪从中看到一种深刻的荒谬性。文天祥当年和邓光荐——他也是《文丞相传》和《文天祥墓志铭》的作者,到此游玩,年纪轻轻就选定墓地,在过去不算稀奇。这两个故事有相似处,然而又大不同。加缪冷峻的笔下拷问存在的荒谬,文天祥则不乏道家返归自然的本真和澄净。

那天从吉安城出发时,艳阳高照,快到墓地,天色忽然一变,一阵骤雨突至,雨水“噗噗”地溅起泥地上的灰尘,一种悲意似乎也荡漾开来。文山小学的师生早已列队如仪——给文公扫墓,是每年清明固定的仪式。这一小小的举动饱含着很大的敬意。当幼稚的童声整齐地诵读《正气歌》时,有一种异乎寻常的神圣感和寂静感,此时此景,让人无法不感动。

春夏之交,已显示闷热的迹象。入夜。窗外市声不绝于耳,如同河面上的波浪,飘远又送近。不眠中,翻看《文山诗选注》(青原区人大肖韶光先生赠,江西人民出版社、1986年版)。夜色和市声渐渐在诗句中消融,眼前出现一条模糊的古道。

文天祥祖先文时,成都人,为西汉景帝时蜀郡太守文翁的后裔,带兵打仗镇守江西,娶吉州永新一位通判女儿为妻。后唐灭后,他在丈人家(永新北乡钱市坑东上陂)做隐士。其后人迁居庐陵县永和镇,最后定居富田镇。文天祥父亲文仪,是个地主,终生不仕,人称“有德君子”。他好藏书,喜欢竹,将书房叫做“竹居”。宋代刻版印书流行,庐陵、临川一带更是刻书业发达。文时的书房“竹居”藏书如山,经史子集,天文、地理、兵战、医卜(文天祥自幼好风水术),应有尽有。文天祥是家中长子,自幼受到器重。文时管教甚严,每晚灯前日课,“小失睡,即示颜色。虽盛寒暑,不纵检束”。到20岁,文时送他到白鹭洲书院师从欧阳守道。文天祥这样评价老师,“先生之学,如布帛菽栗,求为有益于世用,而不高谈虚语,以自标榜于一时……”守道先生治学之实,对文天祥影响甚大。

一年后,文天祥高中状元。大弟文璧也榜上有名,三弟文霆若不是一月份病亡,一门三进士是完全可能的。

殿试那天,文天祥带病上阵,却早早交卷,足见他胸有成竹、下笔有神。

据《宋史·文天祥传》,宋理宗在集英殿召见进士,文天祥第一个出场。在皇帝和众人眼中,文天祥“体貌丰伟,美皙如玉,秀眉而长目,顾盼烨然。”这个一表人才的进士无疑增加了皇帝的好感。此前他的卷子列为第七名,待宋理宗亲自阅览后,钦点为状元。拆开试卷,见名字“文天祥”,皇帝心情大好,认为是天降祥瑞之意。宋瑞之名遂不胫而走。

文天祥中状元第四天就传来父亲病亡的消息。老先生不知是因为承受不了这份巨大的喜悦,还是本就病入膏肓努力支撑到捷报传来才安心瞑目,也是不可知的。未曾授予官位,文天祥便匆匆回乡“丁忧”。丁忧期满后,有人劝他写信给宰相,谋个职位,被他拒绝了。趋炎附势,不符合他的性格。

文天祥处的时代,并不像他的名字一般祥和,而是充满着危机、杀戮和屈辱。当时朝纲败坏,可谓深矣。作为末世帝王,上天也没有赋予理宗力挽狂澜的能力,相反,在宠臣董宋臣的蛊惑和怂恿下,理宗皇帝沉迷酒色不能自已。时局的危机,无不使一个正直的士大夫感到痛心。1258年,成吉思汗兵分三路,攻打南宋。握有大权的董宋臣给理宗迁都宁波的下策,贪生怕死,这是亡国奴最直接的反映。文天祥忧心忡忡,以进士身份给皇帝上了第一份奏疏《已未上皇帝书》。提出数项救亡图存的主张,希望皇帝能“斩董宋臣以谢宗庙神灵,以解中外怨怒,以明陛下悔悟之实”。

结果并不如愿。皇帝不忍对亲信下手,证明他非励志图强之辈。董宋臣只是遭贬职而已。三年后,却又被皇帝起用,任内侍省押班、兼主管太庙、并主管景献太子府事。当时文天祥正出任著作佐郎,主管编修国史以及编订历法时。而董宋臣则成为他顶头上司。文天祥再次上疏,不允,因耻于和董共事,请求外调,出任筠州(江西高安)知州。

高安地处江西中部。此前曾有三位贤达在此为官。一是北宋余靖,因敢谏而与欧阳修、王素、蔡襄齐名。为范仲淹贬饶州抱不平,而落职监筠州酒税;二为苏轼弟弟苏辙。因苏轼作诗“谤讪朝廷”罪被捕入狱,他上书受牵连被贬,监筠州盐酒税;三是同为吉州吉水人杨万里,因力争张浚当配享庙祀事,指斥洪迈“指鹿为马”,而降职出知筠州。这三公,都是文天祥敬仰的人物。他在任上,修复“三贤堂”,并时时来参拜,以示向三公看齐。

富田在吉安西部,这里没有名胜大川,但不缺乏茂盛的树木竹子,也不乏精致的小桥流水,远处的青山连绵成片,近处的田野,水稻起伏,鸥鹭飞翔。农家的炊烟和牧童的短笛,昭示着一种闲适的村居景象。被人称作文山先生的文天祥,隐居于家乡的僻壤之地。此前,他改任赣州知州。书上记载他,多用义理,少用刑法,很得人心。却意外地被小人以不守孝道为名弹劾。这莫须有的指责,让他在仕途遭受第一次挫折。他辞官回到家乡,效仿先祖文时,归隐田园,以文山为号。

在此期间,他写下许多诗歌。但正如钱锺书等人评价的一样,此时他的诗歌写得很一般,郁闷的心情和山居的情趣,远不能提供巨大的能量,将他躯体内的赤子之心充满。一个伟大诗人的成就,除了先天的异秉,也要借助时代的巨浪将他托上精神的高峰。这时的诗,如“世无徐庶不如卧,见到渊明便合归”等句,还未能鲜明地将他内心的悲愤和忠义昭示出来,一个伟大人格的裂响,还须等待时间的引线将它点燃。

期间,理宗、度宗先后英年早逝——酒色和精致的生活过度地消耗了他们的生命,对末世无边的恐惧,把他们推向一个黑暗、虚空、缺乏皈依的深渊。行乐和麻痹,成为一种动物的本能,一次次沉沦、一次次跌落。

对于普通百姓来说,只要头上有一个皇帝在,便可以安心地过活。尽管皇帝是看不见的,他在帘幕无重数的宫闱中。皇帝是神秘的,同时也是神圣的。他的权力来自神授——那只能靠想象的神秘仪式。他是百姓之王,也是百姓之父。苍生黎首都是他庇护下的子民。尽管,在特殊情况下,一个高高在上、神圣无比的君王,可能是一个嘴上无毛的娃娃。

赵显就是这样一位皇帝。他以幼儿之躯开始享受“吾皇万岁”的伏拜,年号“德祐”。

风雨如磐的时局充满凶险,远不是这年幼的皇帝所能体会的。蒙古的铁马弯刀,以一种雄性的彪悍和野蛮,收割了横跨欧亚大陆的广大土地。万事万物自有其运行的法则,此强则彼弱,断不会让金币的两面都朝向太阳。赵显刚即位,伯颜就统帅元兵,踏破鄂州、黄州、江州、德安、六安……临安危在旦夕。

正月的富田,梅花点点。梅花隐喻着高士,让人联想到傲骨、贫寒、坚强、美丽、纯洁、忍耐……诸多词汇。文天祥的住处种满了梅花,从后窗望去,山中的梅树,有一种凄清的美感。多年以后,在赣粤通衢的梅关,看到满山纷披的梅花盛开,他一定想到故居的梅园。由点染到盛放,美丽而惨淡。

谢太后《哀痛诏》传来,文天祥涕泗长流。

文家是个殷实之户,他将财产尽数充为军饷,招募到三万义士,准备勤王。有人劝他,“君以乌合万余赴之,是何异驱群羊而搏猛虎?”当此为难之际,选择顺势而下,是容易的,选择逆流而上,则需要底气和勇气。当时各地官员大多观望,只有文天祥和张世杰响应诏令,起兵勤王。

吟风弄月的文山先生,丢下诗稿,毁家纾难,以一介文士不顾一切奔赴战场。勤王部队首先遇到的敌人不是元军,而是朝廷的议和派。他们甚至诬告勤王军在乐安、宜黄一代抢劫。文天祥上书抗辩。八月,部队来到临安,文天祥声望大增。

文天祥以其敏锐的政治卓识,认为内部的混乱是时局动乱的根本原因。因此希望朝廷抛弃掉“守内虚外”的做法,加强地方力量共同抗击外侮,同时革除祖宗专制之法,通言路,集贤才,启用正直敢谏之士。十月,元军攻破常州、平江。文天祥、张世杰等人请求背水一战,而丞相陈宜中,以及太皇太后准备“奉表称臣”、“乞存境土”、“封为小国”。张世杰绝望之际,南下招兵,以图东山再起。

元军兵临城下,近在咫尺。左丞相留梦炎、右丞相陈宜中先后临阵逃跑。文天祥的改革主张没有得到采纳,本想回江西继续抵抗,却被谢太后命为右丞相兼枢密使,收拾残局。文天祥奉命来到元军帐中谈判。他的慨然气度和据理力争,引起伯颜注意——此时,元人已在为一统做筹划,文天祥这样的人物正是他们需要的人才,便将他扣留不放。谢太后献上降表,文天祥“深悔一出之误”,使“国事遂不可收拾”。

文天祥“驱群羊而搏猛虎”,想逆转亡国的形势,没能如愿——也许,对于这一结局,已在他的意料之中。但苟且偷生,不是士大夫所为,以死报国,是他心中唯一的大道。

文天祥不愿归降,被元军押解北上,送往大都。在镇江,他成功地逃脱了元军的掌控。一路上他所经历的艰难,是常人难以体会的。追随他的十几个义士,逃的逃,死的死,追兵、饥寒、病痛,随时在摧毁他的意志。此时文天祥已脱胎换骨,不再是一个羽扇纶巾、面色白净的文弱书生,而是一个目光凶狠、面色黧黑、蓬头垢面的钢铁战士。他一路打听益王赵昰、广王赵昺组织的流亡政府。步履从真州到扬州、高邮、泰州、通州、永嘉。在扬州,文天祥走得筋疲力尽,又加上发烧病痛,幸好遇到一个樵夫拿来一个箩筐,被六个随从轮流抬着走,直到高邮。文天祥“臣心一片磁针石,不指南方不肯休。”

到温州,得知小朝廷已转移到福州,文天祥当即杨帆出海南下。在福州,他重新组织勤王。广东、福建、江西,许多文臣武士、地方名流以及勤王旧部,纷纷前来投奔。从福州到长汀、赣南,文天祥收复不少失地。赣南的崇山峻岭,屏障闽粤,历受战火洗礼。此前他曾在此为官,而今这片传说秦始皇造阿房宫派兵在此采伐古木的丘陵地,战火涂炭,硝烟弥漫。一些丹霞地貌的山洞里,至今还保留了勤王部队栖息的痕迹。不知600多年后,老帅陈毅在赣南山区留守打游击,是否会想到文天祥当年亦在此出生入死?

祥兴元年(1278)十二月二十日午时,文天祥在海丰五坡岭被偷袭的元军俘获,匆忙中服下二两龙脑香自尽,也许药力失效,没有死成。

前线一失手(今天客观地讲,是不可避免的),后方便巢倾卵覆。文天祥亲眼目睹了残留在广东新会崖山宋军被元兵彻底消灭。

正月十二日,船经珠江口外的零丁洋,天祥在囚船中心潮起伏,悲哀难平,写下血泪诗篇《过零丁洋》:

辛苦遭逢起一经,干戈寥落四周星。

山河破碎风抛絮,身世浮沉雨打萍。

惶恐滩头说惶恐,零丁洋里叹零丁。

人生自古谁无死,留取丹心照汗青。

相持二十余天的元军发动总攻,宋军血战到黄昏,最终战败。张世杰护杨太后突出重围,左丞相陆秀夫携幼帝突围无望,仗剑驱妻子入海,自己则背负年仅八岁的幼帝赵昺蹈海殉国。群臣及后宫也纷纷投海殉国,死溺者十余万人。杨太后听说赵昺死,也投海自尽,张世杰将太后葬于海滨,也投海殉国。宋代灭亡。

崖山海战,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惨烈和极富寓意的一战。

有日本学者认为,南宋灭亡,是一个古典意义上的中国的灭亡,所谓“崖山之后无中国”。这种说法自然值得商榷。但宋亡,确实成为中国历史的一个分水岭。据说日本“举国茹素”,哀悼大宋。忽必烈下令征讨日本,几百条战船在海上被“神风”阻挡,未能如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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