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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春秋】副馆长的几件小事(散文)

来源: 情感文章网 时间:2019-12-16 13:05:30

上世纪80年代,我在任襄樊科技馆副馆长期间,还干了几件值得一提的小事情。

一是,1985年初,在全民办公司的大潮中,北京《光明日报》社办了一个“中华国际科技开发公司”(简称中华公司),科技部主任曾清担任总经理,他和鄂万友是朋友,他建议襄樊办一个分公司,鄂万友时任襄樊市委副书记,考虑到我在北京讲学期间,与曾清熟悉,而且北京朋友很多,于是就让我组建中华公司襄樊分公司,我则兼任公司总经理。

我从几位厂长朋友那里借了20万元作为工商注册资金,从几家企业借调了七、八位青年工人作为公司业务员,公司就这么顺利地开办了,地点就在我的馆长办公室。我哪是经商的料,我还身兼科技馆副馆长之职,每天还要在科技馆举办的日语速成班讲课,弄得我心力交瘁。办了一年,但凡是经商的业务都是赔钱,因为我根本不懂商贸经营,公司业务员三下广东,带回的成衣样品都不错,可是等我付了钱,发来的衣服都是次品,有的竟是破烂垃圾——打包服。

记得还有一次,我派业务员X君赴广东,他带回了几套半新旧的西装和女式风衣,没件套只需50元,我一看大喜过望,立即订了50箱。结果对方发来了2箱,说另外的48箱在组织货源中。我们打开发来的两箱衣服一看,傻眼了。全是散发着臭味的破旧衣服。最后一打听,原来这就叫“打包服”,是从港澳收集垃圾的走私衣服,我心急火燎打电话到广东那家公司,义正词严地要求退货,那家公司回答说:“没有发出的48箱货可以退,发出的、已经付款、而且已经开箱的两箱不能退。”我盘算了一下,那两箱货也只付出了2000元,如果打官司,算上请律师的开销,何止2000元呢?于是只好认倒霉了。我让人把那两箱货送到了垃圾站销毁了。

而只有我亲自组织的“星期天工程师”,向乡镇企业转让了几项技术产品,赚了钱,总算把经商的窟窿补上了,一年下来公司盈亏基本持平。后来中央发出通知,禁止机关事业单位办公司,随着北京中华公司关门,襄樊分公司也就关门大吉了,我也就如释重负。

二是,参加襄樊市书法家协会的活动,我算是襄樊市书协的第一批会员,经常与襄樊市的书法家交往聚会,如王耀忠、倪世伟、涂庭多、严永渊、钟耳等。襄樊是宋代大书法家米芾的故乡。1985年初夏, “中国襄阳米芾书会”在襄樊米公祠召开,我有幸参加了这次书会,这是一次国际性书法盛会,与会的中国著名书法家有,舒同、柳倩、曹宝麟、王学仲等10多人,日本书法家多人。在这次会议上,我发表书法作品一幅;发表题为《论米芾的反捺》论文一篇;发表日本书法家写的《米芾与黄庭坚》译文一篇。

没有想到,在这次会下也发生了令我很不服气的事情。我在会上宣读了我的论文和译文,赢得了与会中外书法家的好评。在吃晚宴的时候,刚巧我坐在了中国书协理事长、北京市书协主席柳倩的旁边,于是和柳老攀谈了起来。柳老先是评价我的《论米芾的反捺》写得不错,有见地。我乘机说,我很想得到您的一幅墨宝。柳老很爽快地答应了,让我晚宴结束后到他的房间找他。

晚宴结束后,我就高高兴兴地来到他的房间,但是等着他的是市文化局、市书协的几位领导,只见他们拿着长长的单子,上面写着都是襄樊市现任领导们的名字,是让柳老按照单子书写书法条幅相赠的。他们起先是礼貌地请我离开,但是柳老说,是他请来的客人,看他写字的,我才得以留下。我当时很生气,偏不走,不经意间得罪了市文化局、市书协的领导。我忘记了他们给我的承诺,在我参加这次会议以后,上报我为湖北省书协会员。柳老在书写了30多幅条幅以后,还是坚持写了最后一幅赠送给我,只写得老头腰酸背痛!令我非常感动。然而市领导们对我有了看法,上报我为省书协会员的事情也就泡汤了。到后来,襄樊市书法界的不正之风愈演愈烈,有些市领导的字写得像鸡爪子一样的,竟附庸风雅,恬不知耻地身兼市书协的名誉主席,常务理事……我一怒之下,从此再也不参加市书协的活动了。

三是,1988年,北京《经济日报》社创办了“北京经济函授大学”,由于北京方面的朋友介绍,该大学同意了我们举办“北京经济函大襄樊分校”的申请,并任命我为襄樊分校校长。我只办了一个专业,就是“经济管理”,学制两年,在襄樊市招生有1000多人,学员多是襄樊市中小企业厂长、经理。于是,不论我走到哪里,遇到的单位的头头、以及科技人员,不是喊我李老师,就是喊我李校长,我成了襄樊市科技界、企业界的名人。很可惜,北京经济函大只是经北京市教育局批准的一所函授大学,国家教育部不承认该校的学历,该校所颁发的毕业证书只能作为用人单位的参考学历。全国的分校有几十所,襄樊分校是办得最好的分校之一,原因是我组织了兼职的面授教师队伍,按时认真地分期分批组织学员面授,按照总校要求,认真组织考试、阅卷、补考,上报北京总校,由总校统一颁发北京经济函授大学毕业证书。两年后,由于北京总校的停办,我们分校也只好停办了。

回想起来,那时代我错失了一次机遇。就是1984年深圳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,急需大批中青年科技人才。而襄樊由于地市合并,各级干部作风因循守旧,不再雷厉风行,已经失去了昔日的光彩,我再无多大作为。于是,通过已经从襄樊调到深圳的朋友联系,《深圳特区报》科教部表示需要我,希望我调到深圳该报社工作,但由于我家老岳母极力反对,没有成行。老岳母是河北人,担心到深圳气候不适应。如果成行,那么我的下半辈子肯定还能干成一两件像样的事情,我的人生也许是另外一个版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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